“不是打工仔，不是打工妹，不是农民工，我是工人，我是劳动者，我并不弱势，我要尊严，我要体面劳动，我要美好生活。”日前，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实践智慧与专业理念——面向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交流会”上，有这样一段文字直击记者心灵，面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这一诉求，社会工作和社工机构有何可为？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表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功不可没，然而，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中国社会工作在传播社会工作理念与价值，推进为农民工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过程中，也在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创新。
 

   社会工作开展面临难题
 

   近年来，社工机构在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帮助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发展中，缺乏相应的指导、在应对变化和风险方面存在不足、项目资金缺乏或来源单一、服务对象流动性大、工作成果难以呈现等问题却时常困扰着社工机构，限制了社工机构发展及其专业能力的提升，也使得社会工作的开展面临种种难题。
 

   与会者提出，在服务对象方面，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较强、从事工种多样、工作时间较长、疲劳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对社会工作项目服务的接受程度，出现了拒访、案主流失等现象；在服务团队方面，社会工作团队中专业社工数量偏少，对服务理念、技巧掌握程度不高，项目执行过程中文档不规范、评估不及时、团队掌握的资源太少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效果。
 

   此外，“社工机构发展中的不规范问题也值得关注，如趋利导向明显，设法降低人工成本；被迫迎合委托或购买方的需求，满足于完成标书中的量化指标；日常工作行政化，等等。这些将导致原有的社会性目标遭到损害甚至难以实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万向东告诉记者。
 

   加强社工机构专业性
 

   社会工作是处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福利、维持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瑞鸿提出，作为社会工作开展的载体，社工机构是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的主要桥梁和输送通道，必须加强其专业性。
 

   与一般社会服务机构不同，社工机构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对普遍性社会问题的发现，其次是对社会问题背后共通性需求的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受助人员的具体特征及属地化情景，研究设计针对性的服务活动。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郑广怀认为，一方面，一个行业的专业化必须要有专业机构，专业社工机构是开展社会工作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政府当前需要通过社工机构提供社会服务，实现“治理社会”的目标。专业社工机构能够回应其他机构不能解决的需求，如人与社会的联结及社会功能的恢复等。例如，广州市某社会服务中心的成立正是为了解决医院无法应对的工伤者社会功能缺失问题。
 

    建立社工机构和学界的连接
 

    如果将农民工问题看作中国社会工作走向本土化、专业化的“索引性”问题，那么破解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苏州某社会创新机构代表魏晨认为，破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市场救济。“只有这样，才能将社工机构打造成综合性机构和平台枢纽，才能做好资源整合，增强自身的社会动员力量。”他说。
 

   从受助者的角度出发，部分机构提倡“参与式发展”，即对弱势群体赋权，推动他们参与到涉及自身利益的发展中来。王瑞鸿表示，社会工作学科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助人自助”，即帮助受助者，从而使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此，万向东也表示，社会工作最重要的是帮助服务对象进行能力建设，使之向觉醒者、志愿者、参与者、行动者转变，其关键则在于发现和培育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王瑞鸿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更多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的模仿，学术界应加快社会工作学科的本土化发展，在注重借鉴国际社会工作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本土的现实需求，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思想，乃至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派。郑广怀则认为，要在社工机构和学界之间建立连接、形成互动，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林平认为，必须将个体经验上升到科学层面，用数据来支持社会工作，而非仅限于个体经验；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社会工作干预的效果、评估介入的效果，客观、科学的评价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