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号下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微型金融之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一行到访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并以“社会工作与普惠金融”为主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与诸多参会者进行了分享讨论。与尤努斯教授一同前来的还有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等格莱珉工作人员，同时参会的嘉宾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涛、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嘉玲、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社会发展中心国际主任邹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鄢盛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利娟、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政策中心主任高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越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副教授高翔、中国扶贫基金会监测研究部助理主任朱峰。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阮曾媛琪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思斌主持了本次活动。
在讲座之前，尤努斯教授参观了中心，与嘉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并向前来的各位嘉宾签名赠书。
演讲以尤努斯教授对贫困的认识开始，他认为，贫困问题不是由穷人造成的，而是由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的。尤努斯教授以自己的经验出发，回顾了孟加拉超前完成2015年贫困人口削减一半目标的过程，并乐观地预计到2050年，孟加拉可以实现零贫困。
在反贫困的工作中，尤努斯教授也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目前的经济体系持续不断地将财富从下层输送到上层，在这一体系之内进行的扶贫工作也将无法摆脱这一事实。顶层汲取财富的速度正越来越快，我们应该警惕这一现象对社会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基本缺陷将生活在其中人们束缚了。第一个缺陷是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理性人”——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之上，私利成为了每个经济活动的基本驱动力。在尤努斯教授看来，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将人无私的一面完全排除在外，否定了人的多重性。他预言当把人的无私性纳入考虑时，整个经济体系都会发生改变。他号召大家在教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教学中也应改变原有的考虑，不再给学生们带上金元的眼镜，而是让他们看到别人，看到人的无私性、多重性。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是为自己赚钱还是为别人带来好处。
尤努斯教授认为，将人的无私性纳入考虑之后，很多问题都可以用社会企业的模式去解决。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不在政府的手上，也不在神的手上，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看待我们本身，这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因而退休是一个资本主义创造的名词，应该是由我们来觉得来决定我们的的生活是怎么过，而不是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生活。退休就意味着人生的可能性都消散了，好像你对别人就再也没用了。作为人是永远不会退休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啊都应该是活跃的，有创造性的。
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把人制度化，它让人们都走向一致的生活轨迹之中，通过受教育才能找到好工作成为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但是尤努斯教授认为生活的目的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是个很耻辱的事情，人类不是创造出来为了给别人工作的，工作是创造力的坟墓。
相反，人们生来不是为了给别人工作的，而是应该成为独立的个体。人们都应该是创造工作的人，是企业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成为企业家的话，就不会再有财富聚集的问题了。因而，尤努斯教授力图实现的“零贫困、零失业、零碳排放”的“三零世界”是完全有可能在2050年实现的。我们只要改变思维方式，把我们自己当有创造力的人看，而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让我们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与尤努斯教授一道前来的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与大家分享了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实施情况，格莱珉模式聚焦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其扶贫方法是社会工作的，是重塑人民的生活场景，帮助申请者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增加社会资本，并以此激发社区活力，实现脱贫致富。格莱珉模式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因此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思斌向尤努斯教授、高战先生赠送纪念品。
演讲之后，参加讲座的各位嘉宾、学者与尤努斯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讨论，尤努斯教授十分细致地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哥伦比亚大学高琴教授就有关每个人都能获得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这一点与尤努斯教授进行讨论。尤努斯教授认为，这种情况只有在大众就业的背景下才能进行讨论，但是我们要警惕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对社会的影响，这将对大众就业的社会愿景造成阻碍。在尤努斯教授看来，政策制定应该予以技术发展方向指南。
华盛顿大学教授邹丽向尤努斯教授提问，有些人可能由于身体的原因没有条件成为创业者。尤努斯教授回答到，这时就可以用社会企业的模式去考虑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原有的经济体系的思维方式中，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做事情，而当我们开始考虑别人的问题时，就有了很多空间让别人发挥自己所长，进行自我实现。
一位来自人大附中的同学的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问到是什么引导着尤努斯教授提出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尤努斯教授回忆起在格莱珉银行初期发展阶段，他们发现了居民的生活问题，社会企业模式能够帮助贫困居民解决很具体的实际问题，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这个过程让尤努斯教授感觉很感兴趣，并逐渐开始实践这一模式。
中国社科院杨团教授向尤努斯教授提问：社会企业如何处理和政府、企业和服务人群的关系的？尤努斯教授回答，这其实可以分为两种工作模式，我们的服务人群大多数从事的是非正式经济，所以不需要和公司、政府打交道。涉及到公司间、政府间关系的是另外一种模式，我们当然要遵守当地的政策法规。有些资源是在合作中产生的，我们和政府、企业合作时发现可以一同解决很多问题。这些在11月的社会企业论坛上会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尤努斯教授也邀请在场的各位届时能够来到会议现场。
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涛与尤努斯教授就企业的社会责任，合作经济，团结经济进行讨论。再努斯教授看来，公司也是人组成的，所以也是会发展的有生命力的。当企业高管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时，企业也可以转型为社会企业。尤努斯教授举例说明了在追求利润的商业社会里被当作废品的不够完美的蔬菜，也可以被切块并以便宜的价格出售，这样既避免浪费，又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企业的这个行为可能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利润，但是他们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上海家庭社工袁易卿提问：在中国，格莱珉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现有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尤努斯教授回答，90年代刚刚进入中国确实有些限制，但是和中国社科院合作进行项目研究开始，格莱珉也找到了更多机会。同时中国社会的转型也给了我们更多机会，我们和银行合作小额信贷现在也有合法空间。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法律体系中没有给出贷款来源的合法渠道，所以这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北京社科院韩嘉玲教授向尤努斯教授提问：社会企业如何在零利润的情况下保持企业运作呢？像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之前的做法就是分配工作，大家都不需要去找工作。这和您的构想有什么不同吗？您说我们要创造工作而不是找工作，但是这样是不是有所矛盾的呢？我们是要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里面去，还是坚守着社会主义体制去对抗所谓资本运作的企业呢？
尤努斯教授认为，社会企业的七条原则中，也规定了工人工资水平不应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保证的。有些社会企业在执行时可能有些欺骗性行为比如他们偷偷的分红了。但是规范社会企业行为的年审制度都可以对相关企业进行约束，年审制度可以保证在审计年之内是社会企业，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下一年就不是社会企业了。这是一个开放的或者说双向的制度。只要做发自内心的事情就可以。
尤努斯教授更倾向于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重视个人的自由选择。他认为中国之前践行的制度有一个风险，工作是由政府分配的，而不是个体进行自我选择和控制的。政府去控制政策方向是风险更小的选择。
如果我们都成为工作创造者，谁来为我们工作这件事情，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将他人看作是自己的雇员，而应该将他们视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这份工作同时也将他人的需求考虑在内，我们的合作方式也将发生转变。这也会彻底改变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
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与大家分享了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中和农信的实施情况。上世纪90年代扶贫基金会即与格莱珉展开合作，在中国试行实践小额信贷项目。发展到2008 年，扶贫基金会正式成立了中和农信，将小额信贷从公益项目转变为独立的社会企业。现在，中和农信已经吸纳了来自蚂蚁金服、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天天向上基金的投资。现今开展的项目覆盖了中国296个县，在9万多个山村里，来自中和农信的4589个信贷员在田间地头为广大人民服务。王鹏认为，中和农信是以社会工作的方式进行实践的大型社会企业，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当下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体系。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实践的项目都聚焦于社会痛点，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尤努斯教授总结到，今天分享的实践经验未必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大家还可以开放很多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他最担心的依然是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财富集中带来的权力集中将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努斯教授号召大家把今天的对话继续下去，将反思带入我们自己的实践之中，找到最适合我们现状并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
最后大家合影留念，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