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7日讯， “不行了，嗓子冒烟儿了。”摘掉口罩，商婷婷脸庞泛红，伸手扇了扇风。两个小时的时间，10个病房走了两趟，同样一番话连续说了近二十遍，收回7份白血病患儿家长填好的表格，送出12套少儿科普书。然后就要瞄着科室主任的时间，见缝插针地询问--还好，今天不算太忙。
虽然出现在病房里的时候，一样也穿着白大褂，但她并不是医护人员，而是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在301医院的一名医务社工。这个身份，大部分患儿家长都不太明白。
“个别教育程度比较好的家长能知道一点社工的情况，其他的就……”商婷婷和同事赵娟都笑着摇了摇头。
最初的自我介绍，往往从神华基金会针对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救助项目说起，帮助符合条件的孩子申请救助是她们目前最主要的一项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帮助三十多个孩子申请到了救助。
也正是因为有了基金会的救助项目，才有了社工进入医院的契机，因为每天都上紧了发条的医护人员再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患儿家长们准备各种申请资料。
商婷婷一进病房，刚刚完成这次化疗，隔天就要出院的宁宁（化名）躺在床上，跟她招了招手。宁宁的哥哥18岁时因为白血病去世，她的患病让这个家庭再次遭受打击。在商婷婷眼里，宁宁是个“小人精”，“警惕性特别高，如果是不认识的志愿者来了，她就会问你是谁啊？你是干什么的啊？确定了你的身份才跟你聊天儿。”
“上次跟你说的米奇书包，这个周五发。”商婷婷带来的消息，让宁宁兴奋地点头：“我记得！我要书包！” 她们说的“书包”是一套捐赠给贫困患儿的文具礼包，是来自另一家社工事务所的“资源共享”。
在睿搏社工事务所的创办人范燕宁看来，医务社工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整合医院外的各种社会资源，为病患家庭提供帮助。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资金，每一个捐助项目都有不同的要求，“有一个孩子没有被列入神华的捐助名单，但他符合新阳光的救助条件，我们就帮他做了申请。虽然只有几千块钱，但也算有一点帮助。”
看着手里的患儿家庭情况登记表格，宁宁妈妈讷讷苦笑：“这个……我都填不好。”
“和患儿的关系填‘母女’；治疗费用，你算一下她这一年做了几个疗（化疗疗程），一共多少钱；学费就是孩子上学一年的费用，大概估一下吧！”看似简单的表格，商婷婷必须逐栏解释。她遇到过从偏远地区来给孩子治病的家长，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这次要填表的孩子有七个，这个过程也重复了七次，等她走完一遍再回来收表格的时候，许多问题仍然要重复地解释。
赵娟今天有点感冒，不能进入病房，在护士站边上和一个脑瘤患儿的妈妈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听对方讲孩子的治疗和病况。“刚刚发现孩子患病的家长会特别焦虑，很难承受。我们会和他们交流，还会请一些已经治愈的孩子的家长来分享自己的经历，给他们解压。”赵娟说。
与此同时，病房里的商婷婷也感觉到了患儿家长的无助。“他过段时间要做手术，得几十万……”一个患儿妈妈填着表格，声音越来越低。
治疗费用是困扰许多患儿家庭的最大难题。“现在医保还有新农合都很不错了，差不多能报百分之六十，但是化疗一个疗程要三万，有的孩子一年要做好几次，有些效果好的进口药不在报销范围内，外地来看病的孩子还要在附近租房子……挺难的。”频繁进出医院的这些天，商婷婷看到了许多患儿家庭的艰辛。有一次她听见医生跟一个患儿妈妈商量，孩子特别容易感染，是不是考虑住一个人的VIP病房，但每天的收费是四百元。患儿妈妈犹豫着说要问问家里人，医生提醒她尽快考虑，因为VIP病房很紧张，一空出来马上就有人要住。商婷婷知道，医生说的毫不夸张，患儿妈妈纠结的表情让她印象深刻：“肯定还是得住。”
患儿家长们压力巨大，医护人员们也不轻松。
下午三点多，送到病区会议室的盒饭放了二十多分钟也没有人来吃，“这是医生的饭，他们特别忙，这会儿还没空呢！”赵娟说。她们进到会议室的时候，一个大夫正在给家里打电话：“我这儿有一个重病人，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社工事务所曾经给护士们开展过一次音乐游戏形式的减压活动，效果不错，“但这样的活动很难抽出时间，他们太忙了，好不容易倒班，肯定要先休息。
而众人焦点所在的孩子，则更让人心疼。
“他才上了两天幼儿园，就发现病了。”一个患儿的妈妈叹着气说，旁边病床上的小人儿马上出声纠正：“我上了五天！”
这些孩子大多都不能离开病房，“植物大战僵尸”之类的电脑游戏是许多孩子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于是，社工们把画笔和画纸送到病房里，让孩子们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把医院大楼画进了自己的画，边上写了一句夹杂着拼音的话：“我想快点出院，去上学。”
医疗社工们观察着医患双方的焦虑，而也们自己也有不为人知的压力。
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赵娟马上要转做另外一个社区项目，而接手的商婷婷也会兼任一个儿童项目的专员。如果没有首师大的学生志愿者，“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尤其是做活动的时候。” 赵娟说。
尽管一个专职社工的月薪只有两千出头，远低于北京市2013届高校毕业生4746元的初始平均月薪，但医院和一些救助项目对设立专职的医疗社工岗位，兴趣都不大，“救助项目感兴趣的是救助孩子，医院希望志愿者定期去一下就挺好。”范燕宁说。就在关于最近医患关系的讨论中，有网友感慨：与其20张病床配一名保安，为什么不能20张病床配一名社工呢？
商婷婷的男朋友在另外一家社工机构从事流动青年的项目，碰上女朋友这里人手不够，也会来“客串”志愿者，“他们如果周末有活动人不够，我也去给他们当志愿者。”
窘迫的薪水让很多社工专业的毕业生都转了行，而且留下来做社工的女生，数量明显多于男生，“女生的压力相对小一点，我爸妈就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赚太多钱，我自己又喜欢这一行。但男生不一样，我男朋友爸妈就催他换工作。” 商婷婷笑着说：“我之前工作的那个事务所，一开始七、八个女生，只有一个男生。”
比经济问题更沉重的压力来自心灵。
在转做医疗社工之前，商婷婷做的是一个残疾人项目，帮助残疾人进行康复，提高生活能力，比如教他们叠衣服之类最基本的家务活。“我做了八个月，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和他们接触需要特别小心翼翼，很怕不小心的一句话会伤害他们，精神一直都很紧张，有一阵子每天都失眠。”
商婷婷觉得，就目前的状况，医疗社工这个领域，自己大概能坚持一年，“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别人的‘垃圾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主流社会看不到的那一面。”
她的一个前辈社工在一所自闭症儿童的特教学校工作了三年后辞职，“那个姐姐也是觉得已经做到自己的极限了。有段时间她到动物园批发衣服，然后去街上摆摊儿，她说一天当中，就这个时候最开心。”
职业带来的“高尚感”是他们选择这个行业一大动力，尽管社工事业起步较晚的国情现实，让许多人都不明白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社工能提高病人对医院的满意度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范燕宁认为，理想状态下，可以根据病种的不同情况，以科室为单位设立医务社工；这样，社工能为医患双方做的还有很多。
医务社工还会在无形中提高病人对医院的满意度。
去年医院这边收治了一个俄罗斯的小男孩儿，只有1岁5个月，除了在俄罗斯，他们还去了英国等地做治疗，但是都没有好。孩子的妈妈不会说英语，爸爸的英语有浓重的俄国腔。当时临近春节，医院外语好的大夫休假了，他们和医护人员的沟通就成了问题。我们事务所就联系了首师大、北外甚至外地高校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志愿者服务队，帮他们进行沟通。一直到大年二十九那天，都有人在医院服务。
一开始这家人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觉得这样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等孩子病情稳定，他们回国之后，有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说在中国获得的服务是最好的，包括志愿者给帮助，是国际水平的体现。
平时住院的一些病人也会说，只有在301这样好的医院才会有医疗社工。
医生和护士的注意力都在医疗方面，但患者的情绪、心理状态、家庭关系也会影响治疗效果，社工可以起到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