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年关，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钱、买到回家的车票。而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倒数与爸爸妈妈团聚的日子。据统计，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能否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孩子们成长中有怎样的悲喜？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是否到位？留守儿童问题该如何破解？人民网记者赴河南、安徽、贵州、四川、云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以及广东、北京等劳动力输入地采访，推出“十问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与网友一起探讨。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石咀村完全小学有七个女童班。加上普通班里的女童，整个学校女生比例超过60%。
 

    这所800人规模的小学被大凉山的群峰环抱着，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和三栋小楼。强劲的山风呼啸过教学楼，把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们的笑闹声吹出很远。
 

    在重男轻女风气严重的大凉山，这所女生比男生还多的小学是独一无二的。
 

   “有些教育观念比较落后的家长，还是认为女孩子上学不该超过小学六年级。”凉山州布拖县教育局股长荣敬龙告诉记者。在凉山走访的几天中，记者渐渐了解到，这类家长的人数并不少。
 

    在石咀村完小的女童班里，有孤儿，有极度家贫的孩子，有家中仅有老人的留守儿童，许多本来就处于失学边缘。而她们能够上学的最大理由，就是学校能够负担她们的吃穿住行，减轻家庭负担，同时教会她们良好的自理习惯，让她们与其他不上学的孩子明显地区分开来。
 

    荣敬龙有他的雄心壮志：“山区的贫穷和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就要从下一代的教育开始。而我觉得，要改变下一代，首先要从改变他们的母亲做起。”
 

    这些女童班，是在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这是入驻四川凉山州布拖县的诸多基金会之一。荣敬龙告诉记者，一开始只开设了一两个女童班，后来变成四五个，六七个，口碑越传越远，到现在已经有50%的生源来自外乡镇，还不断有家长前来打听能不能送自己的孩子入学。
 

    “只要提供一定的资助，再加上规范成熟的管理模式，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家长是希望孩子上学的。”荣敬龙说。
 

    而这些条件，由社会组织来提供，比起政府提供要便利：更自主、灵活的资金来源，精细化的目标管理，多元化的资源参与，主动、热忱的监督和跟进……尽管也会有相应的漏洞和缺陷，但其好处是无法忽视的。
 

    在布拖县，除了女童班，还有福慧之星班、爱心助学班等多个基金会资助的小型项目，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运行。走访了该县补尔乡、洛古乡等好几所中心校的记者看到，那些生活在爱心助学班级的孩子们，无论是孤儿、留守还是极度贫困，都有着更干净的宿舍床单，更整洁的面貌，甚至说着更流利的汉语。
 

    爱心班，只是政府和民间组织携手解决留守儿童等各类儿童失学问题的模式之一。在此次主题采访中，四川当地一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做法，让记者印象深刻。
 

    成都未成年人保护试点：探索社会组织培育之路
 

    “我们的政府现在并没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团委和妇联在这方面的工作偏倡导性、规划性。而政府中涉及儿童的部门很多——教育，民政，残联，没有一个专门部门去协调方方面面工作。这就导致一旦出了问题，大家都在推卸责任，谁弱势谁就被推出来。”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荣道清向记者解释。
 

    在儿童保护领域，这是个“谁都看得见”的问题，困难在于无法越级去解决。法律不授权，政府不能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不能专项划拨预算，不能专门安排人员；各主体的资料无法统合，各有各的统计方式，甚至就连处于困境中的留守儿童究竟有多少，也没有足够准确的数字。
 

   “以成都金堂县为例，那是打工第一大县，政府给的数字是有1.3万名留守儿童，当地小学在读生就有6.9万，算下来这个比例不小了，但我们去当地了解，发现比例还要更庞大。”成都“公益故事人”组织负责人彭悠然告诉记者。
 

    工作受到多方制约，但工作又必须开展。怎么办呢？
 

    成都市民政局分管相关工作的副局长邱伟认为，在进一步强化和整合政府政策性保护职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成都2013年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试点以来，探索出的一条很可能行之有效的道路。
 

    每年，成都市拿出逾2000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金，内容覆盖助老、助残、社区服务等多方面，而对儿童福利的支持在其中占大比例。困境儿童救助项下的许多问题，被打包成为一个个的项目，吸引社会组织揽标，提出方案，进入评估。
 

    评估会衡量方案的可行性、合法性、可操作性、经费保障等多个方面，如通过审查，提出方案的社会组织就将获得资金，并在后续执行中继续接受三方评估和监督。项目的执行期间一般为一至三年。
 

    “我们重视两类社会组织，一种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另一种是专业型社会组织。”邱伟告诉记者。
 

    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母体”
 

    傅艳所属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就是一种“枢纽型社会组织”。它本身不进行直接对口帮扶，但有自己的法律服务团队和资深公益人，会将许许多多小的社会组织统合起来，为它们提供类似于“母体”或“大本营”式的支持。
 

    作为促进会秘书长，傅艳在公益行业已经摸索十余年，谈论问题坦率、诚恳、老练，提及其他公益组织时，她喜欢用的口头禅是“我们的小伙伴儿们”。
 

    像她这样从事公益平台搭建的资深公益人，在邱伟看来，是社会组织发育的种子。政府如能提供合适的环境，社会土壤又足够友好，各种符合需要的组织就能茁壮成长。
 

    而专业型社会组织，则可以凭借自己对特定问题的深入关注，实打实地解决问题。
 

    彭悠然所属的“公益故事人”组织，是由一群关注留守儿童的妈妈们一起成立的，她们最初的活动是到学校去，为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读绘本故事。
 

    “很多孩子都很享受在妈妈怀里听妈妈讲故事的童年记忆，但很少会有组织会用父母的角色，跟孩子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这是她们的独到之处。”傅艳说。
 

    后来进入凉山调研时，彭悠然注意到了很多父母在外、无人照管的女童。她们卫生习惯不佳，三伏天光着身子，穿着一件没洗过的棉袄四处游逛。彭悠然和她的小伙伴们决定，为女童专门设立一个粉红娃娃项目，给她们提供一个装着卫生用品的粉红小箱子，教她们洗漱穿衣，建立卫生习惯。
 

   “可以贫穷，但孩子要带着尊严和讲究的心生活。我们花时间来教孩子们的清洁卫生，其实也教了女童保护，让她们不是怀着对成年人的恐惧，而是潜移默化地接受那些重要的安全知识。”彭悠然解释。
 

    像她们这样着眼处十分细微的项目，如果直接拿到民政部门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金评估中，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组织太多，竞争惨烈，无数能实实在在起到作用的项目将被斩于马下。
 

    而傅艳要做的事，就是将大量这样的组织和项目集结起来，打包变成一个“留守儿童扶持关爱”式的项目，梳理经纬，内部评估，再申请政府的基金。
 

    在邱伟看来，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和社会力量整合方面的作用，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社会组织感到自身在尽自己的主体责任，而政府只是给它支持，让我按照我组织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去从事我自己的事，这样社会主体才有积极性。”
 

    并且，社会组织从事的服务是全方位的，其中许多并不在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但对于帮扶对象又极其需要。成都市选择用“基金支持”而不是“购买服务”的方式去帮助目标人群，也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窘迫。
 

   儿童关爱需要社会组织的“柔性力量”
 

   在傅艳看来，社会组织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它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往往能绕开很多体制内容易卡住的问题。
 

   “我们的法律服务队伍，跟律协、青年律师志愿者和检察院都有合作。体制内讲究属地，比如检察官就很避讳介入其他区县的案件，但以志愿者的身份，他们可以比较轻松地给出一些专业建议，这种角色转换很重要。”傅艳说。
 

    荣道清认为，真正的儿童关爱需要大量专业组织介入，远多于现阶段政府能提供的帮扶。“美国一个州的儿童热线就有上百人专门负责接电话，这意味着背后有个多么庞大的体系在支持。在我国，单靠政府资源是不够的，需要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
 

    不过，邱伟也认为，成都摸索出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全国。“比如凉山，没有成都这样社会组织发展的土壤，可能就不适合这样做。像北上广，可能社会组织发育更为完善，相对也就不需要政府这样去推一把。”
 

    他认为，各个地方都需要探索出最适合自身模式的方法，去解决包括留守儿童问题在内的儿童福利整体问题。
 

    在凉山州，许多公益组织同样是以项目责任制的规则做事。
 

    荣敬龙根据自己的操作经验判断，将需要扶助的困境儿童“打包”成班，接受基金会的整体援助、评估跟进，就是一种相对合适凉山州的方案。它一方面给家长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将零星散落在山沟里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就近入学，另一方面也便于追踪孩子们的就学表现，提供后续一对一帮扶。在荣敬龙看来，对大凉山的留守儿童而言，解决教育问题，就是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
 

    凉山缺乏本土生长的社会组织，但有大量关心其困境的爱心人士、公益组织，坚持以各种方式伸入援手。这其中，布拖县入驻的社会组织和吸纳的社会援助资金，都要远远多于周边其他区县，目前已经有隶属于福慧教育基金会、瑞士银行慈善基金会、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等的多个项目入驻。
 

   “政府跟公益组织能不能合作好，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是否真心愿意向公益组织递出橄榄枝。”一位在凉山从事助学多年的公益人士对记者说。